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中央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和谏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当时，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谏官，不但敢说，而且敢做，多次与皇帝叫板，连宋仁宗都怕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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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不仅在性格上耿直，在事业上亦极其勤奋，诗歌艺术闻名当时，书法成就享誉古今，有才情、有识见、有追求、有担当。尤其是在福州、泉州等多地主政期间，他发展教育，建设水利，打击豪强，破除陋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他，就是被老百姓赞颂为：“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的千古名臣蔡襄。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进仕后，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

　　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余靖、尹洙上书抱不平，结果也被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高若讷为“不肖”。其中，《右范希文》一诗曰：“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聘古今无所遗。当年得从谏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矢身受责甘如荠，沃然华实相葳蕤……”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当时恰有契丹使者来宋，他们购得此诗，携带至辽国，张贴于幽州馆舍，供人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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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认为灾害连连，是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在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1044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蔡襄的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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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皇帝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

　　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按照祖制，御史弹劾官吏，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以示宠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