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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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之改，兹事体大。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对福临来讲：其父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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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衮的快速膨胀，令整个大清王朝望而生畏。发生在这两年间的政治事件，其实是多尔衮全面“谋篡”的系统工程：第一、本是双摄政王之一的济尔哈朗被免;第二、其弟多铎登上权位高峰;第三、不再行跪拜礼，凌驾于顺治之上;第四、处置肃亲王豪格，“幽系”，然后让其“瘐死狱中”。豪格为皇太极的长子，从理论上讲，为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他唯一的障碍，说灭就灭了。那么，顺治之母孝庄皇太后，还看不出来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吗?很显然，下一步，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其叔父永乐帝朱棣“革命”的结果，就可能落到福临头上。时年36岁的孝庄，下嫁时年37岁的多尔衮，以此化解她儿子可能面临的危机，绝不是没有可能。

　　其实，孝庄与多尔衮的互动，至少在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的九月，皇太极暴死时就有踪迹可寻了。因为死得突然，既未留下书面遗嘱，也不及口头交待后事。这样，谁来继承王位，必须在最短期限内作出决定。因为，大家明白，第一、皇太极的儿子，尤其是长子豪格(时年34岁)，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第二、努尔哈赤的儿子，也就是皇太极的亲兄弟们，如代善(时年60岁)、如多尔衮(时年31岁)，是有权参与的竞争者。第三、努尔哈赤的侄子，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弟们，如济尔哈朗(时年54岁)，同样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虽然从公元1616年大清建国，但并无一套明文规定，厘定其继位传承制度，仍沿续部族强者为王的风俗，因此，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子弟，都怀着觊觎之心。

　　时年六岁的福临，怕是连这场赛事的入场券都拿不到。但是他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却硬是将他扶上了王位。大凡帝国宫廷发生最高领导人更迭的时期，在这个黑暗渊薮里，无不带有刀光剑影的血腥气息，无不带有罪恶交易的肮脏味道。至于福临的母亲，在这场讨价还价的折冲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使用的手段，所想到的办法，所玩过的伎俩，现在已经无法知悉。只有那些似可信又似不可信的桃色谣诼，成为野史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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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许多竞争者，而且每个人都是冲锋陷阵，立功建勋的强者，但在这位女人眼中，其实只有60岁的代善，54岁的济尔哈朗，34岁的豪格，31岁的多尔衮，这四位都是强中之强。但孝庄掌握住这四位张着大嘴等天上掉馅儿饼的男人，其实都有其软肋所在。第一、他们都不肯接受其他三者中的任何一人为王;第二、他们没有一个敢挑头要其他三者接受自己为王;第三、若因而出现三比一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强出头的结果，肯定是凶多吉少。

　　孝庄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儿子为皇太极继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头，分不到一杯羹的话，必然出现内乱。于是，在皇太极死后的一周或一旬中，“三驾马车”联合执政，终于定局。代善成为家族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行使家长的职责，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虚荣的大满足。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由于雄厚的实力，强大的支持，卓著的战绩，虽然合作起来很勉强，但不得不联手共同摄政，而实际上得到掌控八旗的领导权。这三个人摆平以后，豪格出局，即使胆敢作乱，也翻不起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