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平元年(前 74 年)四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昭帝突然病死。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国不可一日无君，然而，立谁为帝令霍光等朝臣十分为难。

　　武帝六子中，此时只有广陵王刘胥在世，群臣都认为应立刘胥。但霍光不这么看，当初武帝放弃年长的刘胥而选择昭帝，就是因为刘胥品行有亏。他和大臣们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刘贺这年约十八九岁。

　　但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史书谓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做了皇帝，并没有让刘贺有所收敛。若仅仅是生活奢靡，也许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这位新君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他将昌邑官属全部征至京城，并超迁拜官。这让霍光等朝廷旧臣十分不安。

　　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请求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即位仅二十七天，便被废，他从昌邑带来的二百余臣僚，除少数几人外，悉数被杀。

　　选立新的皇帝再次被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零落，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卫太子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

　　卫太子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他才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

　　此时的刘病已年方十八岁。卫太子家族几乎灭绝，刘病已在朝中无人可以倚仗而便于操控，这应当是霍光选择刘病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平元年(前 74 年)七月庚申，刘病已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第二年正月，霍光稽首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都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宣帝上奏。

　　宣帝生长于民间，史称他喜游侠，斗鸡走马，游遍三辅地区。丰富的社会阅历，加之天资聪颖，使得他比同龄人成熟、老练得多。他很清楚自己能否坐稳皇位，取决于霍光，昌邑王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对霍光恭敬有加。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骖乘，宣帝“从容肆体”，才真正有了做皇帝的感觉。

　　地节二年(前 68 年)三月，霍光病逝，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汉宣帝终于可以亲理政事了。他自幼生长于闾阎，深知百姓艰难，故励精图治，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宣布五天举行一次朝会，听取百官汇报，并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信赏必罚。

　　为了广泛听取民意，打开言路，他允许吏民给皇帝上封事。所谓封事，就是将上呈皇帝的奏章装在皂囊中，封缄其口，以免内容泄露。最初规定，吏民上封事必须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标上“副”字，即为“副封”。

　　领尚书者先打开副封，如果认为内容不足取，可直接退掉，不呈给皇帝。这样，封事能否呈给皇上，实际上是由领尚书的权臣决定的，这为权臣弄权、干政提供了条件。后来，在御史大夫魏相的建议下，宣帝废除了“副封”制，解决了权臣壅蔽言路的问题。

　　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不清廉、公平，政治就会衰败。而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他经常对大臣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

　　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朝官需要增补时，依次从这些人中递补;有名实不符的，则予以处罚。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一年的治理状况)，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

　　地节三年(前 67 年)三月，宣帝下诏表彰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八万多口流民主动回乡登记户籍。表彰的目的显然是向天下宣示，要大力推行循吏政治。

　　《汉书》中有一篇《循吏传》。所谓循吏，唐代注释大家颜师古解释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也就是世人所说的好官。《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是宣帝时官，即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从这些循吏的事迹来看，主要是重视民生，大力推行教化，鼓励农桑。

　　例如，龚遂任渤海郡太守时，为了扭转当地的奢靡之风，规定每人必须种一棵榆树、一百根薤、五十根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见到有人佩带刀剑，就质问他：“何为带牛佩犊!”让他卖了刀剑买牛、牛犊。虽然当时就有人说这些循吏的政绩中有虚假的成分，但总体上说，宣帝时的吏治在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值得称道。故《循吏传·序》说：“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自武帝以来，盛行严刑峻法，“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经常出现“罪同而论异”的情况，更为奸吏弄虚作假提供了条件，“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廷尉史路温舒因此上书，认为只有“省法制，宽刑罚”，才可兴太平之风。宣帝深以为然，十二月下诏置廷尉平四人，取公平之意。并且，每到季秋审核地方上交的疑案时，宣帝都亲临宣室，斋戒判案，人称公平。

　　接着，宣帝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

　　地节四年(前 66 年)九月，为了鼓励孝道，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康二年(前 64 年)夏五月，宣帝再次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明令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

　　也是在这年五月，宣帝下诏将自己的名字“病已”改为“询”。因为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名字要行避讳，“病已”两字是常用字，难避讳，百姓上书经常因忘记避讳而被治罪。宣帝为了方便百姓，决定更名为“询”，并下诏，以前因触讳治罪的，一律赦免。

　　元康四年(前 62 年)春正月，宣帝下诏：年八十以上的老人，除诬告、杀伤人外，其他一切罪行都免于刑罚，以终天年。由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这一年谷价降至一石五钱。

　　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政，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例如，《汉书· 循吏传》谈到宣帝时的官吏时就说，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皆称其位，然任刑罚”，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由于他们不择手段，不避权贵，故多不得善终。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闲聊。刘奭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王道、霸道是古代人对君主两种不同统治方式的称谓。古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春秋战国时期，统一成为大势所趋，故当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之政，称王道，认为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教化治理天下的方式;而将春秋霸主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方式称霸道。

　　但事实上，治理国家必须兼用霸、王两道，不可偏废，否则国家必然大乱。宣帝深明此理，“霸王道杂之”正是对宣帝政治的最贴切解读。

　　在西域和匈奴问题上，宣帝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苏武，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 年)出使匈奴，被扣留，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历经十九年，于昭帝始元六年(前 81年)返回长安。

　　昭帝时，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连年内战，开始衰落，由于自顾不暇，对西域的控制也逐渐削弱。汉武帝末，李广利出征大宛后，开始在渠黎(今新疆轮台东南、尉犁西北)设校尉，进行屯田。汉与匈奴以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为中心，展开了对西域的长期争夺。

　　宣帝时，侍郎郑吉领渠黎屯田，后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的南道。神爵年间，匈奴再次内讧，日逐王先贤掸率部一万余人投降汉，郑吉率部接应。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受到重创，汉重新夺回车师。神爵二年(前 60 年)，汉在车师都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正式设立机构，并护车师以西的北道，号“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管理区。

　　五凤年间(前 57—前 54 年)，匈奴分裂为五单于，后兼并为南北两部。南部呼韩邪单于为了求生存，向汉称臣归附，并于甘露元年(前53年)遣子入侍。

　　甘露三年(前 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亲自入长安朝见汉天子，汉宣帝在甘泉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帝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并颁赐黄金质“匈奴单于玺”，以册封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的最高首领。呼韩邪担心受到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攻击，希望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为汉保卫边塞。汉匈结束了近一百年的战争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友好相处的历史时期。两年后，即黄龙元年(前 49 年)，呼韩邪再次入长安朝见宣帝。

　　此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尊为中宗，意谓中兴之主。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

　　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践行汉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了一个强大王朝的温和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