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图书出版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其中，官府刻书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著作或佛道经典;私人刻书主要是家谱、先人著作、私人著作以及私塾使用的初级读物;与其他两种形式不同的是，书坊刻书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的进行印本书的生产和销售。明代之后，书坊生产的图书种类多、数量大、流传广泛，在当时图书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旧时市民文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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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书坊出现于唐代，这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发展，读书人对书的需求量逐渐增加。那时，书坊刻书内容非常丰富，有儒家经典、文集、杂记、占卜书籍等。到了宋代，图书逐渐由印刷代替了手抄方式，图书生产效率的提高，加速了书坊业商业化的进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家店铺的招牌上标着“书坊”二字。 

　　那时出现了京城汴梁、浙江和福建3个刻书中心，诞生了很多刻书世家，其中以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最为著名。南宋诗人刘克庄赠友人陈起诗云：“陈侯生长繁华地，却似芸居自沐薰。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雨檐兀坐忘春去，雪屋清谈至夜分。何日我闲君闭肆，扁舟同泛北山云。”此诗叙述了陈起在闹市中开了一家书坊，赚钱的同时还能怡情养性、悠闲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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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明代，书坊继续繁荣，那时一些市民通过经商等手段快速积累财富后，不仅需要大量奢侈品充实生活，更需要通俗文学读物娱乐身心。当时书坊的主人们纷纷迎合这样的社会形势，推出了很多流传甚广的通俗读物，在这些通俗读物中，从组稿到印刷、出版无不凝聚着书坊主人们的心血。 

　　明代文人凌濛初在其编著的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系列的序言中介绍，他是看了同时代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冯梦龙及其《三言》系列作品后受到启发，在“肆中人”的怂恿下“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写了《初刻拍案惊奇》，这里的“肆中人”当指书肆中的人，书肆即为书坊，可以说是在书坊中人的努力下最终促成了明代经典读物《拍案惊奇》系列的问世。《初刻拍案惊奇》出版后，效果非常好，所以书坊又有“二刻”之请，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交代：“贾人一试而效，谋再试之。”可见，当年这些通俗读物的发行完全是书坊主人迎合市场需要来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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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三言二拍”相似，清代《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也是从书坊中走出来的通俗小说。该书金阊载阳舒文渊梓行本“邗江李云翔为霖甫撰”序云，在书坊出版前，这本书经过当时文人的整理和修订，“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而终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其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钝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可见，书坊对于这些经典通俗小说的传播与繁荣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