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问责的清代官员来讲，只要没死，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牛创平统计，在清代268年当中，涉及一、二品官员(大约也就是今日部级以上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共有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员共有157人，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绞监候也即死缓的47人，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

网络配图

　　因经济问题获刑事处分之外，还有大量官员因各种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而受到行政处分。清代的行政处分，大约可分为罚俸、降级、革职三种基本类别。罚俸，即对责任官员扣发俸饷(应得正俸)，分为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等。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都曾因自己推举的武状元在年度测试时臂力没过关而承担连带责任，被罚俸六个月，以致曾国藩无力给家人汇款，多次在信中叫苦。降级则分降级留任与降级调用两种。降级留任是照所降之级食俸，仍留任;降级调用则是实降调任。凡降调而级不足以及无级可降，则议革职，又有革职留任、革职、革职永不叙用三种。革职永不叙用最为严厉，基本上宣判了官员的仕途死刑。革职留任与革职的处分则比较有弹性，官员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去“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传统中国的制度，常常是太极的形状，有阴有阳。问责制度若是阳，则开复制度可视作阴。“开复”是清代政制的专门术语，简单说即是官员复出。更准确地说，则指对受到罚俸、降级或革职处分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俸禄、级别和官职。

　　受到行政处分的官员，常以各种手段谋求开复。如果不获开复，官员就没有升迁机会。学者闫文博发现，开复可使官员重新获得“升转迁”的权利，而未获开复的官员则没有这种资格。乾隆二年(1737年)，原任四川巡抚的杨馝疏请以中江县知县铁景曾升补眉州知州，但吏部审查发现，铁景曾在任内被降职二级，尚未开复，因此不准其提升。

　　某种意义上，受罚官员获得开复，即是迎来其政治生命的第二春。既然如此，受罚官员自会千方百计去谋求开复。有趣的是，他们甚至会采用向皇帝老儿行贿的方式。学者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论清王朝富盛时期的内帑》两文，就细致地揭发了此种现象。官员秘密交罚款赎罪，盛于乾隆时期。他们私下交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夺俸的性质不一样。交罚款赎罪是私人向皇帝的秘密行贿，而夺俸是公开的行政处罚。

网络配图

　　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自己在浙江巡抚任内未能参奏某位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2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6万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5万-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质颖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他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成为常捐，“捐复一项，几等恒河沙数，人皆视作固然，不以为耻矣。”

　　行贿或捐复之外，有些官员还能因为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复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工部尚书王鸿绪开浚京城河道，因经费动用问题遭到部议，被革职留任。但河道工程一结束，康熙就赐他官复原职，理由是他治河有功。这看上去有点诡异，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跟康熙的私人关系就可以理解了。康熙下江南，曾住在王鸿绪家，亲笔御书匾额、诗扇、楹联，并称“此地以金丝桃胜于他处”。此外，王鸿绪还常常密折奏事，双方讨论的话题有时相当私人，甚至包括苏州美女被骗一类的事儿。

网络配图

　　更令人称奇的是，不但活的官员能开复，死的官员也能开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水师提督叶相德在军营病故，乾隆想起叶相德的诸种功劳，深为轸惜，就下旨将他“在福建提督任内革职之处，著加恩开复，并加赠太子少保”。

　　从皇帝的角度看，允许官员复出，也是治理术的一部分。乾隆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既然可用，就算它有时偷主人的鱼吃或跟邻居的猫眉来眼去，也是可以容忍的———不妨薄施惩戒，做做样子，风头过了，再让他低调复出，继续效命。

　　但官员复出也是把双刃剑，如果犯事官员都可以轻松复出，那么其行为很可能将更无廉耻，问责制度也将形同虚设。所以乾隆又皱着眉头说：“(官员)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后，审明复职，而靦然不以为耻，则后此之荡检踰闲，恐不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