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伐董卓的关东诸侯当中，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讨董军事行动虽然虎头蛇尾，但这却让袁绍赚足了名声，再加上袁绍显赫的家族背景，因而这天下名士一时间蜂拥而至。等到韩馥将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就更是兵多将广，谋士成群。可以说，在三国初期的诸侯当中，真正称得上是人才济济的当属袁绍。本博曾经论述过袁绍和曹操的谋士，他们的才能并没有多大的差距，但有一个现象却不能忽略，看起来曹操的谋士总是意见相同，而袁绍的谋士却总是意见相左。本来，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一件坏事，决策者可以通过比较，更能看清利害关系，从而能够更加明确地趋利避害，但问题是，袁绍的谋士还要把这种分歧变成争斗，从而使集团利益受损直至失败。那么，袁绍的谋士为什么总是善于窝里斗呢?

　　先看看谋士们是怎样窝里斗的。

　　兴平二年(公元195)，汉献帝流亡河东。沮授建议袁绍，应该迎立汉献帝，将都城安在邺城。然后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征服。可是另一个谋士郭图却说，汉朝已经衰落很久了，想把它兴旺起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如果把皇帝迎来，有事就得上奏，服从皇帝自己的权力就小了，不服从就是违抗皇命，这不是一个好计策。就这样，袁绍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等到曹操迎接了汉献帝，用皇帝的名义来命令他，这才后悔起来。

　　《三国志》说是郭图劝说袁绍迎接汉献帝，建都邺城，袁绍不采纳。是否迎接汉献帝是当时最大的事情，沮授又是当时袁绍手下职位最高的谋士，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沮授的意见?

　　当然了，即便沮授和郭图意见不一样也不是问题，可到了官渡之战时，两人的意见和分歧就变成了争斗。

　　袁绍准备南下进攻许都，沮授和田丰等人建议，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已经很疲惫，这是我们的忧患。不如先向皇帝报捷，使百姓休养生息。如果曹操不让我们觐见天子，就说他阻隔王路，这样我们就有了出兵的理由。然后我们就分兵袭扰他的边境，让他们不得安宁。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曹操拖垮，大事就可以成功。郭图、审配等人说，以明公的神武和河北的兵强马壮，打败曹操那是像翻手掌一样容易。现在不夺取许都，恐怕以后就更不可能了。

　　这不过是战略方针问题的讨论，也就是采取持久战来消耗对方的军事能力，还是采取速决战来一举消灭敌人，袁绍倾向于后者并予以采纳，于是大军进攻至官渡。但是，郭图却不罢休，还要在袁绍面前进一步诋毁沮授，说：“沮授监管内外，威权震动三军，如果让他进一步强盛，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制约他呢?”就这样在大战之前，袁绍要将沮授的典军职权分为三都督，分别由沮授、郭图、淳于琼各领一军。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内斗的祸患已经埋下。

　　官渡之战，许攸随袁绍在官渡前线，正在相持阶段，许攸家里有人犯法，留守邺城的审配就将他们抓了起来。许攸知道后大怒，就投降了曹操。见到曹操，许攸将乌巢粮仓防守空虚的情况和盘托出，并建议，立即突袭乌巢。如果乌巢粮食被烧，袁绍军心不稳，必然失败。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亲率轻骑兵突袭乌巢，烧毁粮仓，袁绍果然溃败。

　　严格执法本没有错，但平时和战时应该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对于前线的大臣家人。只要不是通敌，这执法还是应该考虑时机的，即便需要立即执法，也应该和最高长官袁绍沟通一致，以便袁绍是否要对许攸采取限制措施。但审配直接就这样做了，所以说，无论这执法有多么的正确，总掩盖不了窝里斗的本质。

　　乌巢粮仓被烧，将军张郃建议救援乌巢，而郭图建议进攻曹操大营，结果张郃久攻曹营不下。郭图为了掩盖自己建议的失策，反而诬告说张郃作战不尽力，张郃害怕被杀，带着军队投降了曹操，这就导致了袁绍军溃败。

　　官渡之战前，田丰和沮授一样，也是建议袁绍用持久战消耗曹操，最后达到“庙算制胜”的战略目的。所不同的是，田丰的建议计划更详细周密，因而谏阻袁绍出征的态度也更坚决。袁绍不听，田丰当众劝谏，袁绍就将他抓起来关进大牢。失败后，将士们都说，假如田丰在，也不至于溃败成这样!袁绍自己也说，田丰出征前谏止我，我非常惭愧再见到他。逢纪说，田丰听说将军您退兵，拍着巴掌大笑，非常高兴他前面的话说中了。袁绍于是杀了田丰。

　　这种窝里斗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袁绍的死而改变，相反，他死后，这些大臣们内斗更加激烈。审配、逢纪拉帮想拥立袁尚，辛评与郭图结伙打算拥立袁谭。有些人以为袁谭为长，应该成为袁绍的继承人，而审配、逢纪等人害怕袁谭继位对自己不利，就说袁绍的意思是立袁尚。等到袁谭从青州回来，看到弟弟袁尚已经代袁绍而立，就自称是车骑将军。就这样，兄弟两人分裂。虽然在曹操进攻冀州时暂时有所联合，但仍然是相互提防着对方，等到曹操南征刘表，兄弟俩终于大打出手，最终导致内耗失败被杀。

　　袁绍的属下为什么善于窝里斗呢?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在于沮授、田丰和审配等人是不是忠烈，郭图、逢纪和许攸等人是不是奸诈，而是在于袁绍自己的昏暗不明。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集团内部都会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在局面复杂浑浊的情况下。从某种方面来说，有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这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待事物，弄清事情的真实面目，从而更加接近事务的本质。假如一个集团的人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声音一个看法，这只能造成一个集团的盲目行动，说明整个集团都已经头脑发昏，反而会对整体利益不利。对于这些不同意见，关键在于君主的把握、理解和如何取舍。可以说，袁绍智谋不足、为主不明、心胸狭窄和缺乏决断造成了属下的窝里斗。比如说在迎接汉献帝问题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和“动辄表奏”之间孰轻孰重，难道他人就不会面临着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袁绍的智谋不够，看不到这时候汉献帝的巨大利用价值，而只是把皇帝看成是一个累赘和包袱。等到曹操“拿”到了这个皇帝，这才知道，原来请示不请示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可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了。其实，曹操在是否迎接汉献帝的问题上面临的问题和袁绍是完全一样的，但曹操的智慧能够认识到皇帝的利用价值，知道怎样免受皇帝的束缚，所以一旦决策，立即行动，亲自将汉献帝迎接而来。

　　还有，作为一个君主，要知道臣下是为事还是对人。为事，可以让属下尽情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抒发自己的见解，而对人，则要慎重对待，尤其是对于那些总是把事情引向个人攻击方面的人，必须有所警惕。封建时代是家天下，主公(皇帝)是最大的财产拥有着，一个人为主公出力，也是为了得到主公以下的最大利益。高明的主公会让属下进言尽智，通过论功行赏来让他们获取利益，而绝不容许他们损毁他人来“私自”得利。而袁绍，恰恰更多地把精力用在了听取部下对人的相互攻讦上，这是一个不明君主的显著特征。比如说田丰一事，怎么就不能听听田丰是怎么说?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个胸怀问题，可是，难道面子比整个事业还重要?曹操曾经想迁移淮南人口，蒋济反对，曹操坚持要迁，结果造成了十万民众跑到江南去了。曹操对蒋济不但不是“羞于见他”，还给他升了官。假如田丰地下有知，听说蒋济这般待遇，是不是会后悔当初就不该答应袁绍出来当官?即便是当官，是不是也应该像荀彧和郭嘉那样，跑到曹操那儿去!

　　在官渡之战的相持阶段，曹操和袁绍内部都有不同意见。曹操军队运粮困难，是继续坚持还是退守许都，意见并不相同。曹操征求荀彧的意见，荀彧说，困难是双方的，应该坚持，这也正是弄险的时候。曹操马上决断，坚持下来。许攸来投，很多人认为是诈降，曹操不但相信这是真的，还按照许攸的建议亲率骑兵突袭乌巢。这就是善于决断，它的后果是不留下部下继续争斗的空间。袁绍在官渡，有人要速决，偷袭许都;有人要深沟壁垒，打持久战，以时间换取胜利。袁绍是一概不接受，形成了进攻不坚决，退守不甘心，驻扎又不严密防守的状况。这种战守态势，反应的是军事上的犹豫不决，正是主帅袁绍智慧不足，不能决断的真实反映。它的后果就是给部下留下了继续争斗的空间。

　　曹操对手下两个人评价很高，荀彧和郭嘉，而这两人曾经都在袁绍手下待过，后来两人都离开了袁绍，这说明，袁绍自身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说，袁绍的部下善于窝里斗，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袁绍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