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美食离不开色、香、味。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用酸酸的青梅来去除异味;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和醋已广泛使用;唐宋时期，外来的“辣味”成为餐桌新宠，官至宰相的唐朝大贪官元载被抄家时，竟然抄出了胡椒八百石……

　　先秦时期流行“酸味”

　　从司马迁《史记》所记来看，早在商代初期，人们对食物的味道已很讲究。《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是商初大臣，为了说服商汤用王道治理天下，他背着一口大锅(鼎)来见商汤，用烹饪时要调制出好滋味的道理，来说服商汤。可见，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已是当年掌勺者必须会的。伊尹是一位善于烹饪的美食家，因此被奉为厨师鼻祖，至今餐饮界都将他当神供着。在伊尹生活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调味品，当时做菜用什么来调味?

　　盐，大概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调味品。是菜离不开盐，盐因此有“百味之王”的美称。但盐作为基础通用调味品并不是万能的，如遇到腥膻味食材，盐便起不了多大作用。从史料记载来看，除盐之外，中国人最早使用的一种调味品是梅子。《尚书·商书·说命下》有这样的说法：“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商王武丁对贤臣傅说所说的话，意思是，如果我做汤羹，你就是少不了的盐和梅。《尚书》所记已为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多座商墓出土物中都发现了梅核。如据杨宝成、杨锡璋执笔的《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在编号为M284商墓中出土的一只铜鼎内，便发现了当年用于调味的梅核。

　　在商墓考古中，还发现随葬有大量狗、羊、猪、鸡等很多动物，以及鱼形、鸟形、动物形器物，可见当时人类的食材已很丰富。但这些带有腥、膻气的肉类，烹饪时除掉异味才好吃，这便少不了调味品。梅子性酸，做出的菜品自然“酸味十足”。从先秦时普遍使用梅子这种调味品来看，“酸味”应该是其时的流行味道，人们喜欢喝酸味汤羹便是证明，不然武丁也不会拿“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来说事。梅子作为调味品使用时，一般用青梅，除了做汤羹调味品外，做鱼、肉时也需用梅来去除异味。《晏子春秋·重而异者》所谓“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说的就是先秦人用梅子当调味品烹饪鱼肉制品的事实。

　　秦汉饮食突出“咸味”

　　从文献记载来看，现代烹饪中使用的大多数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汉代画像石《庖厨图》局部，先秦时均已使用，如花椒、桂皮、姜、葱、芥、薤、韭等都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礼记·内则》即称：“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兽用梅。”可见，先秦时，对以辛香为主的各种天然调味品的开发和使用，掀起了中国美食史上的第一波“滋味”革命。然而，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并不是当年先秦普通人可以享用的。直到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醋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寻常百姓才真正吃得有滋有味了。

　　秦汉时发明的人工调味品主要有用大豆、面为原料制造出来的酱、清酱(酱油)及豆豉一类，一经发明，便带来又一波“滋味”革命：以前不好吃、无法吃的食物，因有酱而能吃，好吃;而且，经酱调制后菜肴还“好看”，美食因此有了“色、香、味俱全”的烹饪要求——中国人的饮食中从此离不开酱系列。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中，记述了当时饮食中常用的调味品：“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

　　酱并非秦汉时才有，与醋一样早就使用，但先秦时酱称“醢”，醋叫“醯”。醢用肉为原料，即“肉酱”，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酱”字时称：“从肉，从酉。酒以和酱也。”醢为何后来改写成“酱”?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急就篇》中的“酱”字时认为：“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意思是吃饭时少不了酱这种调味品，就如军队打仗少不了指挥将领一样。古人认为酱和醋的调味功能相当重要，宋人陶谷《清异录》中称：“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酱咸醋酸，秦汉人饮食风尚因酱而发生了“重口味”的巨变，秦汉及以后“咸味”开始突出。随着原料的丰富，酱的品种和口味也在进一步发展。如明代以后，辣椒进入中国，“辣椒酱”又成为一道流行美味。

　　古人认为五味中“甜味”最美

　　先秦时，中国传统饮食中的“五味”概念已深入人心，味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已被充分认识。《周礼·天官》中“疡医”条有这样的说法：“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在五味中，古人认为“甜味”最美，故有“甜美”一词。古人用什么调味品让菜肴变得甜美?早期主要有饴、蜜、蔗浆等，到宋代时，现在常用的红糖、白糖已能生产，而且质量上乘。在甜味调料中，“饴”使用最早。饴，即麦芽糖，现在仍有制作。饴的生产，应该在殷商时已出现，到西周时已是常见调味品和食品。《诗经·大雅》里的《緜》篇中，便提到了“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是，周原土地肥沃，长出来的苦菜像麦芽糖一样甜。

　　到春秋时，比饴甜度更高更好的蜂蜜使用增多。与此同时，一切有甜味的果实均可用于烹饪。《礼记·内则》称：“枣、栗、饴、蜜以甘之。”这种烹饪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甜味调料还具有除臭解腥的功能，能缓和辛辣味所引起的刺激，增加咸味的鲜醇，行话称之为“提鲜”。另外，烹制时糖还可以加深菜肴的色泽，如烤肉时涂上糖，可使外表变成诱人的焦黄色。《楚辞·招魂》就曾提到用甜味调料制作美食的方法。在煮甲鱼和烤羊羔时，用甘蔗浆调味、着色，即所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而“粔籹蜜饵，有餦餭些”和“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则显示当时制作甜面饼时是用蜜蜂和麦芽糖;饮酒时掺蜂蜜喝，冲淡了苦味，让美酒更美。江浙、四川等南方人做食品时最喜欢放糖，曹丕《与朝臣诏》中即有“蜀人作食，喜着饴蜜”的说法。这一饮食偏好，至今未改，如江南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菜肴以甜味为主，与齐鲁偏咸、淮扬偏淡、湖湘偏辣明显不一样。

　　唐宋时期“辣味”受宠

　　在五味中，含有挥发性成分的辛香调味品，对人的口、鼻刺激最直接，可极大地诱发食欲。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有椒、桂、姜、葱、蓼、芥等，这些都是中国原产的本土调味品。其中，花椒和生姜最有特色，古人很喜欢，用得也多。先秦人最离不了的辛辣调味品应该是生姜，时人吃饭时多少都要来点，即《论语·乡党》中所谓“不撤姜食，不多食”。在烹制牛肉等菜肴时，也总少不了生姜，且常与椒、桂一起使用。据东汉张衡《七辨》，汉代人制作肉类食物便是“芳以姜椒，拂以桂兰”。

　　但引发新一波“滋味”革命的并不仅有上述这些本土调味品，还有“胡味”。西汉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蒜、芫荽(香菜)等，这些“胡味”让中国人最早品尝到了外来风味。再后进来的“胡椒”，则一直是古人眼里的高档调味品，尤以唐宋人最为崇尚。胡椒原产印度西海岸，大概在明朝时引种中国，之前一直靠从中亚、南亚一带进口。胡椒的价值赛黄金，宋人陶谷《清异录·药谱》中便称胡椒为“金丸使者”。而黄金常见，胡椒难买。唐宋时，家里有胡椒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椒的特殊地位。据《新唐书·元载传》，曾官至宰相的唐朝大贪官元载被朝廷抄家时，竟然抄出了“胡椒至八百石”。明代爱国名臣于谦曾为此大发议论，他在《无题》诗中称：“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在“外来风味”中，明清以后能对中国饮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辣味”——辣椒的味道。辣椒原产美洲，在被西班牙香料商发现后移种欧亚，明代后期，辣椒被当作观赏花卉引种中国。讲究口味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尤其是一向嗜辛辣的四川、湖南等地，一改对花椒、生姜的依赖，恋上了辣椒，“无姜不食”变成了“无辣椒不食”。从此，“辣味”成川菜、湘菜等菜系的主打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