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古代法律对于“奸罪”要宽容得多。比如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西汉初年《杂律》中，规定通奸罪，双方“完为城旦舂”(男子为国家筑城，女子为国家舂米)。但男子为官吏身份的，就按照强奸罪处罚，处以宫刑。到了唐代，已婚者通奸的，不过是徒二年的罪名。明清法律进一步减轻到杖九十，只是往往附加两人共戴一枷、枷号示众若干天的附加刑。

　　如果发生《一报还一报》那样的未婚通奸，唐律规定双方各处徒一年半，日后也不能结婚。可能是考虑到这样的立法不近人情，明清律中没有这样的条文，只是规定未婚男女和奸，处杖八十。

　　对于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性行为，中国古代法律也有更大的宽容性。就目前能够见到的古代法律条文来说，兽奸和鸡奸行为都没有明确的罪名与刑罚。只有在明代的比附条例中，规定:“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只是将鸡奸行为作为一般的污辱侵害人身来处罚，并不认为是一种性行为。清代设置条例，凡是在抢劫、绑架之类重罪中有强行鸡奸行为的，要加重为“斩立决”。

　　但是中国古代法律又允许私人自行处死通奸者。早在秦始皇的“会稽刻石”中，公然宣布“夫为寄，杀之无罪”，丈夫像公猪那样钻到别的窝里去与人通奸，妻子杀了他是无罪的。以后的法律没有这样的内容。后来元朝改变了传统的法律，规定丈夫在通奸场所当场杀死奸夫及妻妾可以无罪，而捉奸告官不过是处奸夫奸妇杖七十七而已。这条法律后来被明清两代继承，允许丈夫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反过来妻子对于丈夫就不能行使同样的私刑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