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清朝入关之初，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但随着顺治帝病故，汤若望被讦告，下狱而死，从而使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

　　汤若望是德国人，耶稣会士，明末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今宣内南堂，顺治初，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受命修成《时宪历》并颁行，他因此获得太常寺少卿衔，后成为清朝命官，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

　　顺治帝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顺治曾24次亲到汤若望馆舍，或召汤若望入宫，君臣畅谈，竟至深夜;汤若望向顺治先后呈递300多件奏帖，陈述建言，皇太后懿意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支持皇太后的旨意，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

　　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顺治帝24岁病故，不久汤若望被杨光先讦告而下狱，后死于羁所，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是为第一次。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使得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组建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没有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

　　那个时候测绘的《皇舆全览图》，可以作为一例明证，畅春园的“蒙学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然而，康熙皇帝仅作为个人的兴趣、需要，而没有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再往前迈一步，使之成为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可惜，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是为第二次。

　　第三次，雍正时期，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

　　在雍正朝，全国天主教堂约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初年，驱赶内地耶稣会士到澳门、封禁天主教堂改其为“天后宫”，浙江巡抚李卫在雍正帝支持下，撰写《天主教改为天后宫碑记》说：我皇上“去荒诞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苍生之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此余今日改天主堂为天后宫之举也。”

　　如果说将天主堂改为学宫，尚有普及教育的正面作用;而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两者都在供奉“明神”，没有本质的不同!显然，雍正帝最关心的是“天主”与“人主”的矛盾，是“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他还是为着帝王的专制，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顺手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是为第三次。

　　第四次，乾隆朝，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乾隆帝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

　　在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的万寿庆典上，英使会见乾隆帝的礼仪成为争论的焦点，清朝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降”;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的表文，要求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乾隆帝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

　　马戛尔尼还要求：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断然拒绝，这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失败。

　　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为第四次。

　　第五次，嘉庆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绝，从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的机会。

　　嘉庆帝以“蕞尔小国”，前来“输诚”，而“勉从其请”，这次还是因为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降旨：“该贡史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使英国使臣被驱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是为第五次。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但不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却继续封闭，狂妄自大。

　　在道光朝，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封闭，狂妄自大，本来应当在鸦片战争后，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带补丁的裤子显示节俭，捡芝麻而丢西瓜，拒不汲取教训，拒绝改革图新，是为第六次。

　　第七次，同治朝，恭亲王奕忻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但不久却遭节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在同治朝，恭亲王奕忻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引进新机器，创办新工厂，开始有了一股维新图强的新鲜空气，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江宁克复”，第二年就对奕忻“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后命奕忻“仍在内廷行走”，只让做事，不给职权。

　　七年，捻军威逼京畿，又命奕忻节制各路大军，同治亲政，奕忻“降郡王”，奕忻的军机大臣三任三罢，同治新政夭折，后以剪辫子等理由调回留美学生，日本恰在同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是为第七次。

　　第八次，在光绪朝，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

　　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历史给清朝最后一次图强维新的机会，然而，慈禧集团以权力与恩怨为重，以社稷与民意为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是为第八次。

　　在分析清朝历史上的八次历史机遇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他皇朝所处时代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经过变革而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