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六年(公元228)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个关中地区震动，魏明帝曹睿亲率大军坐镇长安，命令大将张郃率军抵挡，诸葛亮派马谡督帅诸军前冲，与张郃战于街亭，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行动失当，被张郃打得大败，丢失了街亭，诸葛亮进攻失去了依托，只好退回汉中，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斩马谡的典故，《三国演义》据此还增加了一处空城计的故事，京剧更是把这些故事整出了三个剧目，合起来称为《失空斩》。

　　诸葛亮街亭失败以后，要求刘禅给予处罚，刘禅宽慰了他，但诸葛亮没有接受，而是来了一个自贬三级，刘禅只好同意，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但仍然行使丞相职权，所管辖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样。

　　自古以来，处分都是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像诸葛亮这种情况还真是少有，封建时代实行的都是家天下，实行的是一人统治，皇家就是组织，皇帝再无上级，只有他有权处分别人而不被处分，甚至对他的功过得失都不能议论，只有汉武帝搞了一个像是“检讨”一样的诏书，后人称之为“罪己诏”，不过，这只是就事论事，并不牵扯到处分问题，更不会有降级一说。

　　除了这个人，大臣们只能是提出要求，贬不贬，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而诸葛亮已经向皇帝刘禅提出处分请求，刘禅并没有批准，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自贬三级呢?

　　说这种情况少有，不是没有，先看看有过的先例，曹操“割发代首”。

　　曹操经常率军出征，有一次经过麦田，下令说：“士卒都不要损坏麦子，有违反此令者处死。”结果别人都没有违反，偏偏是曹操的马受到了惊吓，窜进了麦地里，曹操招来主簿论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应对说：自古刑法是不对尊贵的人使用的，曹操说：“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违反，又如何能统帅下属呢?然而，我身为一军主帅，是不能够死的，请求对自己施以刑罚。”因此，曹操拔出剑来割下头发扔在地上。

　　必须说明，曹操割发的确是一种刑罚，在古人来说，“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随随便便说割就割的，刑名当中有一种髡刑，就是拔掉头发，所以说，曹操的这种自罚，虽然象征意义更大些，但绝对不是“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罚，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区别，一个疑惑。

　　区别在于，这时候的曹操已经不上朝参拜汉献帝了，也就是说，曹操已经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权力，他就是皇帝，汉献帝只不过是一个名字符号;而诸葛亮，虽然也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出师表语)”，但皇帝皇宫和丞相丞相府还是有区别的。

　　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惑，诸葛亮和当年的曹操一样吗?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会有人说，诸葛亮和曹操绝对不是一码事，这是大忠和大奸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

　　实际上，诸葛亮这样干就是在显示权威，这时候的诸葛亮和汉献帝时候的曹操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能够“挟天子”的人，只不过，曹操已经把汉献帝完全控制，汉献帝只有一个皇帝的虚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经不知情，而诸葛亮的“总揽内外”的权力是皇帝刘禅“给予”的，诸葛亮所干的大事情，需要给刘禅(皇帝)报告一下，区别仅仅在于，曹氏亡了汉家天下，诸葛亮辅佐的这个蜀汉君主是被魏国所灭。

　　诸葛亮既然已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他还有必要再显示权威吗?要说有还真有，这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李严，二是刘禅。

　　李严也是刘备临终的托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刘备临终托孤，李严和诸葛亮都是遗诏辅佐刘禅之人，刘备的意愿是让李严“统内外军事”，但李严始终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军事都不用李严“统领”，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军事上出了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检讨总结，所以，诸葛亮如其让人家说，还不如自己说，这就是他要向李严显示的权威。

　　再说刘禅，刚当皇帝时年龄是十七岁，按当时的说法，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因此，诸葛亮以他没有执政经验和能力为由，总管了“内外”一切政务，但这次事件发生时，刘禅已经二十二岁了，按道理说，即便是不发生过失，诸葛亮也早应该把权力还给刘禅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上书刘禅，不是请求处分，而是直接决定“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时候的刘禅，就像是一个办事员一样，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盖个公章就行了。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推论，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明，姜维封侯，姜维是天水人，在诸葛亮这次北伐时，天水太守怀疑他有异心，将他关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诸葛亮，诸葛亮马上任命姜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侯”，假如说，任命姜维官职是一种需要，而封侯，这是丞相的权力吗?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封侯必须有功，姜维又有什么功劳?姜维封侯，诸葛亮根本就没有请示。

　　这样看来，诸葛亮自贬，就是在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皇帝算什么?皇帝只是他的“义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