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为官，要受重典治吏的考验。《元典章·刑部八·取受》云：“诸牧民官不先洁己，何以治人?”为重典治吏，元成宗时便制定了严禁官吏收受贿赂的专门法令——《官吏受赇条格》。后又颁布《赃罪条例十二章》，作为处理官吏犯赃罪的基本规范，其中枉法五章，不枉法七章，对各种职务赃罪都作出定性。明确规定：“今后因事受财，依例断罪外，枉法赃者，即不叙用;不枉法赃者，须殿三年方听告叙。再犯，终身不叙。”官员“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巡按去处并不得求娶妻妾，如违治罪;任所并巡按去处并不得拜识亲眷因而受人献贺财物，如违以赃论。”“诸职官到任，辄受所部挚见仪物，比受赃减等论。”元成宗还诏曰：“诸有司桥梁不修，道途不治，虽修治而不牢强者，按治及监临官究治之。诸有司不以时修筑堤防，霖雨既降，水潦并至，漂民庐舍，溺民妻子，为民害者，本郡官吏各罚俸一月，县官各笞二十七，典吏各一十七，并记过名。”甚至规定：如果犯人“其饥寒而衣粮不继，疾患而医疗不时，致非理死损者，坐有司罪”，监狱主管难逃其责。

　　元朝重典治吏不光有种种硬性规定，且监察甚严，其监察制度比历朝都完善。元朝的监察机关御史台“诸台官职掌，饬官箴，稽吏课，内秩群祀，外察行人，与闻军国奏议，理达民庶冤辞，凡有司刑名、赋役、铨选、会计、调度、征收、营缮、鞫勘、审谳、勾稽，及庶官廉贪，厉禁张弛，编民惸独流移，强暴兼并，悉纠举之”。御史台和中书省、枢密院互不统属，三足鼎立。元朝在《设立宪台格例》中明确规定，中书省、枢密院凡有奏禀公事，与御史台一同闻奏。尤其是中书省有关重大政事的上奏，必须有御史大夫副署丞相的奏章才能生效。元朝以前，地方从未建立过正规的监察机构。元朝不但在地方建立了正规的监察机构，还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独立监察系统，分属诸道肃政廉访司和御史台。

　　元朝不仅监察官员多，而且品级也高于历朝。御史台御史大夫由从二品提高到从一品。

　　元朝十分重视监察官员的选用，“擢官必自圣裁，取人必忠纯体国以成笃厚之政。”所以，御史台及地方诸道肃政廉访司行事，“它官虽贵且重，不得予”。当然，御史台及地方诸道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若违失犯法则是要加等治罪的。“诸风宪，荐举必考其最绩，弹劾必著其罪状，举劾失当，并坐之”;“诸风宪官吏但犯赃，家等断罪，虽不枉法亦除名。”(《元史·刑法志·职制律》)“……不应坐赃出首，今后有犯人，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经赦不赦……”(《元典章·台察咨禀登事》)

　　总之，在元朝为官不那么容易，不那么舒服惬意，不那么好混日子。重典之下必廉必勤且不论，还有如芒在背的监察在等着你，如果你铸下这样那样的失职、过错，甚或胆敢越雷池一步，触犯法规，别说官位难保，乃至性命堪忧。

　　韩非子说：“治无小而乱无大也。”商鞅则有言：“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元朝治吏用重典，确实令其官场污弊较少，比后来明清两朝好一些。(原题为：在元朝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