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以汉人身份历仕沙陀、契丹等多个异族政权，被《资治通鉴》评价为“滑稽多智，浮沉取容”，是个“谤满天下，誉满天下”的人物。

　　非议他的人，因为他见风使舵，阿谀谄媚，毫无骨节，从属多主。赞誉他的人，就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认为冯道一生经过唐末五代八十余年政治，五代五次亡国，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后还封王，堪称官场不倒翁，佩服他的智计和权谋;另外一部分，则是欣赏他“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的品格，认为他虽然身处腌臜之中，可是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不仅为官廉洁、严格自律，还体恤民生、热助邻里，的确十分难得。

　　在对于冯道这个文人兼政客的看法上，鄙人大抵持否定态度。众所周知，百川东归海，群星向北斗。乱世之中，精英泉涌，以其敏锐择主而事，贤才流向英主，以其智慧相佐而成大业!伊尹曲线见商汤，吕尚渭水钓文王，管夷吾佐齐桓公成霸主，伍子胥助公子光夺位称王。领袖靠英才而有天下，英才因功劳而拜相封侯。主仆双双彪炳后世，名垂青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才都有“一击则中”的眼光，能一下子找到一个胸怀天下且能赏识自己的“老板”。伊尹在见商汤之前，尚且寄居于有莘国君之庖，一代名相姜子牙也曾错投纣王(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载：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管夷吾、伍子胥就更是标准的“贰臣”。

　　正如《贰臣传》所言，出现贰臣，不能单单责怪臣子不忠，“老板”昏庸腐败，不纳忠言，自毁长城，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于沦为“贰臣”之人，倒也不必以那套“愚忠论调”去过多谴责，只要他日后能够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可前事不计。

　　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更换主人，且不断的以“良禽择木，贤臣择主”为借口，替自己辩白，这个人的政治道德就可想而知了。不用说在崇尚气节的古代官场，就是在当今的政界甚或商场，恐怕冯道这类人的品格也是受人鄙夷的。

　　无怪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冷成金先生，评价冯道说：“冯道的确是一位‘长乐老’。中国人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他用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有人说在五代十国那个年代，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以一介文人之资，的确难以改变什么，所以冯道也许是“势之所迫”啊!但事实上，冯道不仅不是“势之所迫”，更以自己多番易主、道德败坏为荣——他的欣然自得、厚颜无耻之态，在他的著作《荣枯鉴》中表露无疑。

　　一、《荣枯鉴》造就了五代以来，官员无脊椎，为做官而做官，尸位素餐，不理百姓疾苦，只顾自己谋身固宠的阴暗文化。

　　时值近代，有不少文人墨客出来为冯道洗地，以便他朝“以身效法”。他们苦心孤诣的从《五代史·冯道传》、《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中找出只言片语，说冯道也曾艰苦朴素，为民说话。

　　示例如下：一天，明宗问臣下年景如何，臣下们大多说了些粉饰太平的话，但冯道却给明宗讲了一个故事。冯道说：“我当年奉命公干，途经井陉。我早就听说井陉是个很难走的地方，人马到了那里，多发生被绊倒摔伤的事。因此我十分小心，没有摔倒。没想到到了平地，却差点摔死，我这才明白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的事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为五谷丰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享乐，这是我们臣下所希望的呀!”又有一次，明宗问冯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么样?”冯道趁机进言说：“唐朝有位叫聂夷中的诗人，写了一首《伤田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连说好诗，并命人抄录，经常诵习。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夸夸其谈，但一落到实处，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的人。单单是听几句大义凛然的话，恐怕还不能令老百姓完全信服。后面如果没有切实利国利民的行动，那么前面也只好称之为“卖直取忠”、“道德作秀”。

　　在“卖直取忠”这种下三流的表演上，张汤、开济也比冯道不遑多让!

　　在这类人看来，忠诚与正直，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的资本。比如说张汤在审理诸侯王谋反案的时候，涉及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叫伍被，还有一个人叫严助，这两个人要不要杀汉武帝是有犹豫的。汉武帝的原意是说这两个参与谋反的人汉武帝想宽恕，但是张汤是坚决反对，张汤说伍被是淮南王谋反的主要参与者，严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诸侯相勾结，如果这两个人不杀今后的人就没法管了。一直跟汉武帝顶，最后顶到汉武帝让步，只好把这两个人杀了。这个表面上看张汤是顶撞了汉武帝，但是张汤是越顶撞，汉武帝对他是越喜欢。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他越顶撞他越喜欢呢?张汤把汉武帝琢磨透了，这叫小骂大帮忙，因为他主张杀这两个人实际上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在这一点上他跟汉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时候顶撞一下，汉武帝反而觉得这个人正直，而且这个人敢于说话，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朱元璋法目如炬，却还是揪出了与张汤套路类似的刑部尚书——开济!

　　单看开济雷厉风行的外表，「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诺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的治绩，甚至宰杀当朝驸马欧阳伦的魄力，我们哪里会想到他竟是一个能把死刑犯运作出狱，以换取钱财的巨贪?

　　又哪里会想到他是一个渎乱人伦，役娶甥女，霸夺妹产的无耻小人?

　　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直的外表与大义凛然的姿态，居然可以用来贪墨腐败、渎乱人伦!

　　可悲的是开济?抑或当时的礼法与察人观?

　　类似于开济之流的官员，只有到魂归九泉的那一刻才会彻底悔悟，然而只要一息尚存，总是要高声疾呼忠君爱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冯道在明宗时期已经沦为“贰臣”，如果再不像开济与张汤一样表演一番，无论对《史书》还是对百姓，似乎都交代不过去。故而在摸透了明宗的脾气之后，才有了上面那番“冒死谏言”的佳话。其实以冯道自心而论，他是决计不主张冒死谏言，替老百姓说话的，这番心得在《荣枯鉴-闻达卷》里写的清清楚楚：

　　仕不计善恶，迁无论奸小。(译文：做官不做官，升职不升职这类事情，根本不是以善还是恶、君子还是小人来作为判断标准的。)

　　悦上者荣，悦下者蹇。(译文：让上边的领导高兴的，日子必定好过;让下边的群众高兴的，碰到的困难却会更多。)

　　君子悦下，上不惑名。(译文：君子让下边的群众高兴，可上头的领导并不觉得你在群众里的好名声有什么意义。)

　　小人悦上，下不惩恶。(译文：小人讨好上头的领导，下边的群众可能会反感，但是，这样的反感并不能对你有任何损伤。)

　　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译文：下边的群众以道德高尚刚正不阿为美德，上头的领导会把谄媚顺应当做忠诚。)

　　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译文：道德高尚，但是毫不顺应领导，上头就该不信任你了;顺应领导，但是让下头人觉得你不地道，下头人就该反对你了。)

　　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译文：可是，上头不信任你，你就完了——这是根本，下头反对你，顶多是给你来个坏名誉——无所谓的事儿。因此，那些功成名就大富大贵的人都难免被人称作小人，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保住根本，顾不得那些没有意义的名誉了。)

　　富贵有常，其道乃实。(译文：想富贵么?规律很简单：一切从实际出发。)

　　福祸非命，其道乃察。(译文：祸福其实并非命运注定，也有规律可循：看你是否善于观察和判断。)

　　实不为虚名所羁，察不以奸行为耻。(译文：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别受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名的束缚。善于观察判断，就别老以坏人坏事为耻辱，那会搞得很不客观。)

　　无羁无耻，荣之义也。(译文：没有名誉的羁绊，没有耻辱感的束缚，你离显贵发达也就不远了。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要是真想追求名誉，你就别去当官，好名誉不是当官儿可以当出来的。)

　　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译文：要是真想当官，你就别管什么名誉了，道德高尚跟富贵荣华是两码事儿。)

　　二、《荣枯鉴》刻意将官员与百姓的利益对立起来，公开主张官员不为百姓说一句话，不为百姓办一件事。

　　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生死观，是当前思想领域内最紧急迫切的一件事。即便是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也懂得经常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这些格言拿出来念一念，以此劝谕大臣。因为他们虽然做不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但是为了安抚民心，忽悠百姓，总要装装孙子。

　　然而作为国家二把手的冯道，就敢公开跳出来叫嚣：当官本来就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国家，更不是为了人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自己就危险了。所以聪明的人摒弃这种做法。

　　对此，《荣枯鉴-解厄卷》记载如下：

　　无忧则患烈也。(译文：什么都不操心，你就离倒霉不远了。)

　　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译文：不过，操心根操心不一样。为国家操心的人，只能把自己搭上;为自己操心的人，却能乐享安然。)

　　祸之人拒，然亦人纳;祸之人怨，然亦人遇。(译文：祸事是人不想要的，但也是人自找的，人人都讨厌有祸事，但人人都难免碰上。)

　　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余庆弗绝。(译文：君子不做坏事儿，但倒霉事儿一个接一个，小人不干什么好事儿，却能够常年乐乐呵呵。)

　　上不离心，非小人难为;下不结怨，非君子勿论。(译文：让上头领导对自己完全放心，不是小人就难以做到;让下头群众不怨恨自己，不是君子您就别想了。)

　　祸于上，无辩自罪者全。祸于下，争而罪人者免。(译文：上头要找别扭的时候，只有装孙子认罪才能保全自己;要是下头起了负面意见，就只有抢先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装好人，才能免去责任。)

　　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译文：君子不爱拉帮结伙，所以，真有了祸事，没人会帮助君子。小人有一大帮酒肉朋友，成事解围，全都靠这帮人帮助。)

　　道义失之无惩，祸无解处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谅矣。(译文：不讲道义不会造成什么实际的恶果，有了祸事没人帮可就必然倒霉。做君子倒了霉只能束手无措，所以，大家选择做小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冯道这类官员眼里，本本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反倒是“求真务实”的体现，“为人民服务”却成了不切实际的“理念”。随着五代烽烟的渐渐远去，《荣枯鉴》这套原则和思想，却并未伴之归入黄土，而是如同饕餮恶鬼，流毒后世。

　　它给千千万万的基层公务员留下这样一个思想烙印：为民请命者不得好死，愚蠢之至;明哲保身才是王道真理，智者所为。

　　以往舍身求法、淡泊名利的人，虽然无产无业可留，但有清德可传，会播芳名于万代。可是随着《荣枯鉴》中阴暗文化对大众的洗脑，那些甘于奉献的人现在不仅得不到好处，甚至连一个“善名”也都留不下，白白被人看做傻瓜。

　　试问在这样一个思想氛围下，初入官场的公务员是会选择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心忧天下”的清官廉吏?!

　　三、《荣枯鉴》主张“御下以利害”，完全依靠朝廷占据的强大资源霸控下属及百姓，将道德、理想与信仰抛诸脑后。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经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意思是礼、仪、廉、耻是维持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如果这四个要素不能贯彻执行，则国家很容易灭亡。

　　现在的国家机器远比几千年以前复杂得多，它的运作和维系也不可能单单再依靠这四个简单的道德要素。纵观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我们就不难明白，单单从道德层面来考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是否稳固，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管仲这句话，给了后世为政者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国家需要有信仰，官员与百姓需要有道德。惟其如此，国家机器运作起来才顺畅。否则，韩非子在《亡征》中所提出的那七十多种亡国之兆，就会相继出现，民不聊生。

　　历观五代之前诸多王朝的统治阶级，他们内部很少有一个宰相级人物劝谏帝王，要单单依靠自己所占据的强大资源来控制下属和百姓的。然而冯道这个官场奇葩就做到了!

　　他在《荣枯鉴-降心卷九》中这样写到：“术不显则功成，谋暗用则致胜。君子制于亲，亲为质自从也。小人畏于烈，奸恒施自败也。恩莫弃贤者，威亦施奸恶，恩威戒偏也。”

　　简单的说，就是凡事依靠三样法宝——枪杆、钱袋、权谋，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人情义理。对于那些敢于杀身成仁，跟上头对着干，为老百姓争取合法权益的，就拿你的家人威胁你;对于那些恶毒的小人，当然就要以恶制恶，以毒攻毒，小人不要脸，我就更不要脸;对于那些普通人，就拿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小恩小惠来说事，想要办社保、办保险、办住房公积金、升职加薪的话，你就乖乖按我这套来。

　　一个从来不问人民幸福，只追求国民全体服从、化为鱼肉，以满足贵族集团无厌贪欲的国家，即便能维持很长时间，也必然遭致百姓的唾骂和诅咒。所幸的是，以冯道《荣枯鉴》为理论核心的五个政权，寿命最长的一个也没有超过二十年。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是回到原点，来看看，在冯道振振有词的《荣枯鉴》中，在他这满是格言警句的“道理”中，有一个东西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损下益上”的理念。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只有向强权低头，龟缩自保，始终不为了老百姓而得罪上位者，才能官运亨通!

　　也许，冯道这番言论符合某些事实甚至基本符合事实，社会现实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印证他所说的话，人类历史的实践和经验也能佐证他的观点，甚至一个低级公务员按他所说去做，还真的就能“成功”，但是，他忘了一点：对于政治来说，光有事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光有“成功”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仁义。

　　正如鲍鹏山教授所言：人类世界，不仅仅是事物的总和，也不仅仅是事实的总和，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价值。

　　事实，再加上价值，才构成人类世界。否则，就是动物世界。

　　价值，才决定人类世界的性质。

　　在人类世界的构成中，抽掉了价值，就没用了意义。这样的世界，不值得我们维护，它也必然崩溃。

　　四、对内宣扬忠君爱国的理论，对外巴结逢迎，甘作“汉奸”，是《荣枯鉴》贯穿始终的文化基调。

　　唐末皇帝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争的工具，以致“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军阀之间经过十余年的相互吞并，在北方出现了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首的强大军事集团。这些军事集团最初，无一不是依靠镇压、屠杀农民起义军起家的。

　　李克用的得力部将(后晋高祖)石绍雍自也不能例外，且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斗争中，战绩彪炳，颇为李存勖所赞赏。

　　唐末农民起义，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然而石绍雍却跟随李克用对庞勋所部血洗屠杀，毫不留情。理由很简单：身为大唐子民，应该穷死不为娼，饿死不为盗!更何况揭竿而起、背反朝廷!简直是对“忠君爱国”四个大字的公开悖逆!

　　问题是，我们的石绍雍先生既然知道身为臣子必须忠君爱国、恪尽臣节，恨透了那帮乱臣贼子，自己又何以先叛大唐，再叛后唐，甚至干脆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及岁输布帛30万给契丹，并甘当百依百顺的“儿皇帝”以换取契丹对自己的支持，将北方百姓置于契丹铁蹄之下?

　　石绍雍的心腹大臣冯道，在《荣枯鉴》中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位高节低，人贱义薄。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坏其身。君子避于乱也，小人达于朝堂。节不抵金，人困难为君子。义不抵命，势危难拒小人。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

　　意思是忠孝节义是统治阶级来要求老百姓的，如果老百姓做不到忠孝节义，就是“反贼”。但是统治阶级不能把这套东西当真，做什么事都必须考虑利害关系，必要时可以出卖国家利益，向外国人叫爸爸，不必考虑老百姓怎样叫喊!

　　冯道这家伙当真不是说说而已，在他的第三个主子石绍雍面临“内忧外患”时，他还不辞艰巨，出使契丹，完成了屈辱媾和的任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理念，再一次在冯道及其主子石绍雍身上显露无遗。

　　五、总结

　　崇尚权谋、阴谋、潜规则的文化，是很可怕的文化。它们是一种阴暗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却被当今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甚至被称作“职场攻略”、“生存哲学”!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套东西在当下能够行之有效。如何瓦解阴谋生存的土壤，使我们的政府与企业回归合理健康的运行机制，才是促使百姓和官员丢弃权谋，社会良性发展的关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