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是没有概念的。即使有概念，也是读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在成亨酒店曲尺形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那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呢?还不够买半碗酒或半碟茴香豆的。但康熙时代的一文钱，请别小看，还真能救救穷人的急。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一文钱到康熙年间的酱园店，可以买酱醋油酒各一碗，谓之“四碗一文”。这是什么价钱?几乎就是白送了。与此相应的，是康熙时代的米价，最低的时候，二文钱可以买一升。一升米，一斤半。够升斗小民开灶升火了。

　　当然，康熙时代并不都是这样的低物价。康熙年间的自然灾害还是蛮多的，一有天灾，物价就上去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功能有关。社会功能差，自然灾害就多。元朝的社会功能极差，所以元朝的自然灾害极多，一个接一个，明朝末年，也是类同。即使没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自然灾害，加上北方地区的瘟疫，已经把崇祯皇帝搞得焦头烂额，明王朝的国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康熙初年，也不乐观。水灾，连年的遭灾，江南还发生痢疾，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送鬼神，此来彼往。松江府的疫情极大，棺材店货源断档，有人死了六七日还买不到棺材下葬。

　　一直熬到康熙八年，情况才好一点，收成不错，米价应声回落到七钱银子一石(150斤)，也就是一升米六文钱左右，相当低了。对照雍正、乾隆年间的平均一两银子一石米，是绝对的低。康熙在位61年，七钱银子一石米，是他统治期间的平均米价。

　　影响康熙年间物价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原因，而且是清朝建国初期所无法回避的。如康熙初平定李白成余部的战斗，与南明小朝廷的战斗，还算是小的开销。康熙十二年开始的平定三藩的战争，前后八年。然后是对台港以及西北用兵，那是大开销了，都要耗费大量钱财。“三藩”之乱，反映在国家金融上，银特别的贵了，钱特别的贱了。按正常的银钱兑换比例，一两银子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受市场物价的波动，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正常的。打仗了，而且打的是改朝换代的仗，社会心理受到颠覆，1000文铜钱只能换银五钱、四钱、甚至三钱，老百姓都把银子藏起来，静观时局的变化。市面上的康熙通宝变得不那么值钱，物价腾腾腾的就上去了。

　　但这段时间不长，康熙皇帝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表达和维持了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消费崇尚节俭的政治理想。康熙初年，有一名出生在比利时的耶酥会传教士叫鲁日满的，在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布道，他是一个极细心的人，留下了一本从康熙13年到康熙15年的账本，很有意思。从很多生活细节上，告诉了我们苏州一带的生活水准和人情习俗。

　　鲁日满先生是用英制的“磅”来记账的:“买3磅牛肉:130文。买一磅糖:80文。买一磅面粉:13文。买一磅羊肉:55文”。为了阅读与比较的方便，我将英制的磅，根据“一磅十二两”的比例，折算成中国的斤两。换算的结果是这样的:

　　牛肉:58文一斤;糖:100文一斤，面粉:18文一斤;羊肉:73文一斤。

　　但我们仍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便宜还是贵了?幸好，他还记录了优质大米的价格，我们就有办法测算出康熙年间的真正物价来。有一次，传教士买了5斗优质大米，作为一份救济品，共花了他0.45两银子。这一年，一两银子高的时候能兑1771文，低的时候也能兑1637文，笔者取一组七个兑率的平均值，是为1680文。所以这位传教士买了5斗优质大米，也就是75斤，相当于花了756文钱，平均一斤大米为10文钱。

　　这样，就可以换算了。康熙十四年的牛肉价格相当于6斤优质大米，按现今优质大米为每斤2.0元计算，可以得知，康熙时代苏州人消费的牛肉为12元人民币一斤。糖:20元一斤;面粉:3.6元一斤，羊肉:15元一斤。

　　可见，在平定“三藩”之乱最紧张的康熙十四年，苏州常熟的荤食品也真的不算便宜，甚至有点贵，很有人吃不起。或者因为贵而舍不得吃。所以，传教士鲁日满先生在他的账本里留下了一句观察家言:普通中国人的饮食只包括三种食品:豆腐、香菜(及各种蔬菜)和大米。由于鲁日满先生常年在苏松地区布道，所以，他的视野所及，是江南最富裕地区老百姓的饮食，实在是很清贫加清苦的。

　　笔者相信鲁日满先生的观察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吃不起荤食的显然不仅仅是普通中国人。譬如，贵为江苏一省之长的江苏巡抚汤斌，就是出名的“汤豆腐”。

　　汤斌是康熙二十三年接到这项任命的。这时，年轻的康熙皇帝刚刚解决了他政治生活中的两大难题:撤藩和台湾回归，心情真是好极了。将汤斌派到江苏，是康熙钦点的。觉得他操守好，是清廉之臣。

　　一个江苏巡抚，能有多少收入?130两。这是一年的收入，月进账还不到11两。按上文一两银子兑换1680文计算，一天的花销仅为区区六百文。按这样的收入，汤斌先生要学会许多节省开支的办法，譬如计划生育，譬如不赡养老人，譬如老婆做做女红或出去打工，等等。汤斌吃的野荠菜，就是他夫人在野外挑的。因此，汤斌吃野荠菜烧豆腐羹，并不是作秀。文官不爱钱，先要学会吃豆腐。汤斌死后，囊中仅有纹银八两，连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所以，做清官，并不容易。

　　关于清朝官员的低收入，曾在朝堂引起一场大争论，蒋良骐氏的《东华录》有记载。康熙是很有点理想主义的皇上，他寄希望于意识形态，他希望有一批品行好的官员来帮助他治理这个国家，他觉得读书人总是懂道理的，对文人很厚爱。但现实总告诉他，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文人一旦龌龊起来，比一般人更龌龊。康熙所极力推崇的道学，后来成为官场笑话:“假道学”。他堆筑的用人理念和用人政策，在他死后，被雍正推倒了。雍正是很务实的，他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最懂经济的一位皇上。他破天荒地建立了养廉制度，将各级衙门中费尽脑筋组织的非正常收入干脆公开化、制度化。养廉的另一个意思是，别偷偷摸摸地搞钱。像汤斌这样的江苏巡抚，在雍正年代，养廉可拿到二万。即便是做清官，也不那么难受了。康熙年代的苏州平民能挣多少?根据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的《南斋日记》:“付轿夫七月工食文银四两”。轿夫为四人，于是我们得知，轿夫的月工资是一两。但轿夫有活络铜钱，往往送主人赴宴，请客的东家照例要留饭，或付给饭金。与现在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康熙年代苏州织造衙门里的一个熟练织工的月工资是一两四钱银子，另还有每月四斗米的实物口粮，这是工人中的最高等级的收入了。苏州织造衙门不免与太监打交道。太监的收入是最低的二两，最高的每月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