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名作《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

　　“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

　　技术型知识分子，类似科塞在《理念人》中分析的科学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的是从事科学工作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包括数学家、天文学家、考古学家，甚至是法学家。

　　有研究者称拿破仑时代为历史上科学成就最为丰饶的时代之一，拿破仑本人也是现代第一位接受科学教育的统治者。他深谙科学之于战争的用处。在布里安军校读书期间，拿破仑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和地理等学科。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数学，是个不折不扣的几何学发烧友。行军作战时，他也会兴致勃勃地跟学者讨论科学问题。“尊敬的院士们，”拿破仑说，“让我给你们出一道题，不用直尺，仅用圆规，你们能四等分一个圆吗?”这就是几何学中的拿破仑定理。

　　作为科学家，拿破仑更懂得科学的价值。他鼓励新发明，推广新技术。据说罐头的发明就与拿破仑有关。当英国的报纸还在讨论种牛痘会不会对人有害时，拿破仑就号召法国人接种。英国科学家戴维用电解法制取了金属钾和钠，1808年，拿破仑在英法两国交战正酣的情况下，还给戴维颁发了奖章，以表彰他在电化学上的贡献。

　　拿破仑会定时邀请科学家见面，听他们报告研究的成果及进展。众所周知，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带了成百箱的书籍和研究设备及一个由175名专家组成的随军科学艺术工作团，包括21名数学家、3名天文学家、17名民用工程师、13名博物学家和矿业工程师、13名地理学家、3名火药师等。拿破仑对他们的照顾无微不至。行军中，拿破仑曾下达过一条著名的指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以确保科学家走在安全的地带。这批科学家们带回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如考古学家若玛所写的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记述》，就是根据这次埃及之行所搜集的资料完成的。此外，拿破仑带回的刻有三种不同古老埃及文字的罗赛塔石碑，在20年后，被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成功破译，从而提供了一把打开埃及文化之谜的钥匙。

　　在担任第一执政期间，拿破仑还让著名法学家康巴塞雷斯出任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以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对拿破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拿破仑至死都把他看作一位可信赖的朋友。在法律方面，拿破仑主持修订和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在世界法律史上的意义无需赘言。此外，拿破仑还将大量著名的经济学家、科学家、法学家等充实到参政院中，使得这个拥有最高行政裁决权的机构能够出现更多专业的声音。

　　拿破仑对科学家们的尊敬也换来了科学家们的爱戴。著名数学家蒙热与拿破仑是挚友。当拿破仑被放逐至厄尔巴岛时，他十分难过。百日王朝时期，他公开表示欢迎皇帝的归来。因此波旁王朝复辟后便将他逐出了科学院。以至于1818年蒙热去世时，他在巴黎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想去参加葬礼，都被当局禁止。学生们只好在下葬的第二天，组队前往墓园，哀悼老师。

　　巴黎综合理工学校现在是全法国最著名的精英学校之一，该校与拿破仑之间也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1794年，因严峻的国内外局势造成的应用技术人员短缺，法国国民公会提议建立该校。1799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同年12月16日通过法案，肯定该校的目的是“传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和制图技术，特别是为炮兵、工兵、路桥、造船、军用和民用工程、开矿和地理等技术性的公立专科学校输送学生”。从此，巴黎理工学校作为基础型大学校的功能被确立下来。

　　1804年12月，巴黎理工学校的学生奉命参加三军检阅队。拿破仑走到这个队列前，亲手将一面锦旗授予排在队列首位的1804年该校的第一名毕业生手中，旗上绣着“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的大字。随后拿破仑命令该校队列紧跟在禁卫军之后而位于三军之前通过检阅台。这一突如其来的莫大荣耀极大地鼓舞了该校的师生，“祖国”“科学”“荣誉”从此成为巴黎综合理工学校的校训。

　　1814年1月，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巴黎综合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拿破仑拒绝了师生们的请战，说：“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后来这句话被镌刻在巴黎综合理工学校荣誉大厅的天花板上。拿破仑不希望这些精英们去上战场，去当炮灰。法兰西需要他们的头脑甚于他们的生命。后来从该校走出了数百位的科学院院士、工程师、将军和政治家。

　　拿破仑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给予技术型知识分子们以最大的重视和关怀。他恢复了路易十四对文化有贡献人士重赏的措施。这些奖赏也多授予了科学家们。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的科学和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最麻烦的知识分子：作家和文人

　　在众多知识分子中，拿破仑最不喜欢的大概是作家和文人。

　　但拿破仑和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过“蜜月期”。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谛》因倡导基督教的回归，迎合了第一执政恢复人们的心灵秩序的需要。1802年，夏多布里昂首次与第一执政相见，不久拿破仑不顾夏多布里昂毫无外交经验，坚持委任他为驻罗马大使馆一等秘书。应该说直到1804年，夏多布里昂都真诚地追随拿破仑，希望建立一个在政教协议基础上的有大革命原则的国家。这也是许多文人和作家普遍的愿望。

　　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的决裂是在当甘公爵被处决之后。对拿破仑来说，他要扫清帝制路上的一切障碍，就必须处死这位公爵。而对主张君主立宪，对波旁王朝有着难以割舍的温情的夏多布里昂来说，“这条消息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变了拿破仑的生命一样。”夏多布里昂递交了辞职信，放弃了做御用文人的机会，后来公开转向支持波旁王朝复辟，成了拿破仑有力的反对者。

　　夏多布里昂曾说拿破仑是“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的人;但是他希望他们的人才仅仅为他服务，而且以尽量少提及这种才能为条件。他嫉妒任何声誉，并且视之为对他的声誉的篡夺：世界上应该只有拿破仑存在”。夏多布里昂说这句话时多少有些怀才不遇的意味。

　　拿破仑可能赏识这些知识分子的才华，也忌惮他们在各自阵营中的影响力。让他纠结的是，这些人才不好掌控，不便为我所用。较之于专注的科学家们，较之于生性自由，不那么热衷于政治的艺术家，19世纪初的文人和作家们更热衷于政治的实践。一方面他们从卢梭那里继承了感情和幻想以此来对抗僵硬的理性教条，但是却反对1793年的革命。另一方面18世纪的自由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着激动人心的力量。大革命通过暴力打开了权力的通道，这一切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种种可能。而一触及政治层面，知识分子倡导的那些原则，在皇帝那里却远远比不上经验和变通。当然，正如拿破仑自己所说，在刀剑与精神的较量中，刀剑总是会被精神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