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曼卿不仅有诗才，而且博闻广见，胆识过人，是集才、能、识于一身的旷世奇才。

　　《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记载：“(石曼卿)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为二边之备。不报。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见，稍用其说。”

　　北宋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北方的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多年处于互不侵犯的和平状态。虽然西北的夏国时而向辽称臣，时而向宋依附，但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战争，平安无事的样子。不过，此时的平安并不代表长期的友好，特别是占据河套平原、日益强大的西夏，对宋朝早已虎视眈眈。加上北宋王朝承平日久，奢靡享乐之风渐起，朝廷上下对随时可能燃起的战火却浑然不觉，如同一头沉睡的笨熊。

　　石曼卿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以一介末吏之身，向皇帝上书，建议振兴国防、加强边备，提交了未雨绸缪之策，既有远见，有具胆识。不过，他的建议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后来，西夏赵元昊果然称帝反叛，屡屡犯边，朝廷这才想起石曼卿当年的建议，虽然“稍用其说”，但加强军备的最佳时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从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开始，西夏对宋朝边境的侵扰，几乎未曾间断，打打停停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石曼卿不仅有文才，而且有干才，平时工作中看似心不在焉，但他实际上对于所管理的事项，却把握得条条精准，从无差池。

　　宋仁宗通过言边备一事，发现了石曼卿的军事才能。康定年间，西夏入侵，宋夏前线战火燃起。在此多事之秋，用人之际，宋仁宗启用石曼卿，让他与吴遵路一起，奉使河东，为太原、汾州一带的西北前线，训练士卒、供给粮草。

　　当时，二人领命前行，吴遵路昼访夜思，所到之处，见守令，访军营，细阅图籍，察看道路交通和粮草储备情况，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并命奉使的石曼卿却天天赋诗饮酒，心不在焉的样子，让他十分焦急。一天，吴遵路劝石曼卿道：“朝廷不以在下为不才，得与曼卿并命。如今虽然对兵马粮饷事事留意，但到底担心百密一疏，辜负朝廷重托。以曼卿之才，倘能略加注意，必定万事周全，不辱使命。”

　　谁知，石曼卿听完却呵呵一笑回答说：“国家大事，怎敢疏忽?沿途情况，已了然于胸。”接着，他便把各州府郡县的情况，包括军队的勇怯、粮草的多寡、山川的险易、道路的通塞，悉数复述给吴遵路听，无一遗漏，听得吴遵路呆若木鸡，连连惊叹石曼卿为奇才。

　　是啊，有的人拼命干还不一定能干好的事，他却轻松应对，事半功倍，边玩边干还能干得比别人更好，真是奇才!

　　纵观中国历史，每位皇帝都有自己的好与坏。真宗在的位25年，宋真宗统治时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北宋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勤于政事，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也能注意节俭，社会较为安定，给国家创造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其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使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吏治改革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

　　官员制度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许多。

　　官员档案

　　宋代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伏日休务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反腐举措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