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领土扩张,一度引起争议,冉平却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现代人的脑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侵略就一定是为了争夺能源、财产、人民。可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为了敛财和统治,原动力是从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虑和不安。

　　“一本书写完,和作者就没关系了。它有它的命。”日前,记者在采访《蒙古往事》作者冉平时他说,“现在仍有人读《蒙古往事》,我相信它比我命长。”

　　我们所看到的《蒙古往事》带有浓重的蒙古特色。这是因为在创作《蒙古往事》前,冉平接触到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被书中简单而朴实的汉语形式所打动。因此,在写作《蒙古往事》时,冉平放弃使用汉语成语,并尽量少用形容词。

　　在冉平看来,蒙古历史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流传了几百年,几乎不走样。无论是众多版本的《蒙古秘史》,还是由它改编而成的文学作品,基本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蒙古往事》同样也源于《蒙古秘史》。最初,冉平希望能写出一部蒙古族的史诗,但后来他放弃了,只写到成吉思汗立国称汉便戛然而止。冉平解释说:“像电影的闪回一样,我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片断式地写成吉思汗的后半生情感。这样比从头说起更易接受。如果觉得不完整,可以去看史书。”

　　在内蒙古生活了30年,冉平对于蒙古族的文化有自己的看法。成吉思汗的领土扩张,一度引起争议,冉平却用民族性的角度去分析:在现代人的脑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是,侵略就一定是为了争夺能源、财产、人民。可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恰巧并非如此。蒙古族的生活就是不停行走,成吉思汗的征服不是为了敛财和统治,原动力是从日出之地走到日落之城的焦虑和不安。

　　在冉平的想象中,“成吉思汗看到城墙会觉得滑稽:这怎么能保护我的财产和子民?我要把城墙推倒,让这个地方长满青草,使得马儿能够自由驰骋。”他认为,成吉思汗的目的就是如此单纯。如果住在房子中,反而会让他觉得像进入坟墓一般喘不过气,所以他在城外支起帐篷,看着城池中大火漫天,城市被夷为平地,他很愉快。这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驱使。

　　冉平认为,58岁的成吉思汗能带着12万人征服世界,除了由于西方世界的统治者写信表示看不起成吉思汗而引起他的愤怒外,更多的是为了抗拒衰老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对坐下来无所事事感到焦虑,所以才要行走,要征战,要有事可做。

　　当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牧民走进城市的时候,民族文化也在渐渐消逝。许多人站出来呐喊,要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冉平却唱起“反调”。

　　“民族文化的退化是一个国家文明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原始文明是怎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除了一些文物和典籍之外,剩下的都是我们的想象。所谓的毁坏,谁又能知道它原本的样子?”冉平认为,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从草原迁徙出去,并不是文明的毁灭,只是生存方式被挤压。牧民虽然放弃了马匹,却把离开故乡的悲伤留在了心里,这比留在草原更重要,因为能存留在人们心中的文明才是永远无法被毁灭的。反而是那些为民族文化代言、大声叫喊着我们的文明被毁灭的说法很可疑。

　　冉平提出,文明的弱势和少数都无关紧要,变异才最可怕。他提到鄂温克族民族乡——敖鲁古雅。国家为保护这片仅有几百人的土地,建起了房屋、电影院甚至是博物馆。由于这里的鄂温克族人以打猎为生,政府怕他们猎杀稀有动物,或者误伤人类,就没收了猎民的枪支。猎民很愤怒。“猎民并不需要房子、电影院,这些不能成为他们寻求快乐的方式。让他们搬出自己的房子,没收他们的猎枪,他们就不会生活了,文化在变异中自然也就消失了。”

　　冉平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使得蒙古文化成为一种廉价的旅游风向标,是蓝天、白云、黑车、白帐这些诗情画意吸引大家去旅游,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变异。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改变人们的想法。不过,他认为,蒙古族是一个从饥饿、杀戮、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坚韧的民族。所以,现代文明不会让它泯灭。如果它不够坚强,消失也是一种无奈。

　　当然,冉平并不反对用现代科技文明手段去包装民族文化。像张艺谋创作的实景剧《刘三姐》就是一例。但是,提到让蒙古文化也效仿,冉平还是指出了自己的疑虑:仅仅包装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像是内蒙古无伴奏合唱团,在悉尼演出,演出结束后,一般情况下,观众都会起立鼓掌。可是,在这场演出终了时,场内却格外安静,停顿了30秒,才掌声雷动。那之后,大家就组织各种各样的无伴奏合唱团,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并加入了古筝、笛子、童声等更丰富的音乐元素。装饰太多了反而不好,冉平还是喜欢听那些老带子。“我们不能批判这样的包装,这也是为了让世界人民接受它。就像一个少数民族歌手如果长期留在城市中唱歌,他的调子自然就变成了流行歌曲的样式,只是唱着唱着就走了味儿。”冉平既矛盾又无可奈何。不过,就像曾经拍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样,冉平还是希望通过影视作品来介绍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