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时年仅七岁的小男孩来说，一切不可能由他来做主。事实上他是多尔衮与政敌博弈的产物，是多尔衮问鼎大清政坛的遮羞布。这一点从多尔衮的头衔上可以看出来。顺治成为名义上的大清皇帝时，多尔衮是“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多尔衮成了“皇叔父摄政王”;差不多又过了两年，多尔衮的头衔是“皇父摄政王”。

　　毫无疑问，这是个含义鲜明的称号。多尔衮从一个皇权潜伏者变身为裸泳者，或者说差不多是个裸泳者。皇父与皇帝只有一字之差，可对多尔衮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国家里，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甚至拥有皇帝的传国玉玺。但现在，他死了，一个属于顺治的年代，终于拉开了序幕……

　　阴狠

　　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十八日，乙丑。亲政刚满两个月的顺治晓谕吏部：“国家设官图治，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据《清世祖实录》记载，红头文件下达之后，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大学士冯铨，因为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且工作七年来毫无建树，被勒令退休了。毫无疑问，这是不体面的引退，虽然退休金保住了，部级待遇却没了，最重要的是声誉出了问题。

　　声誉同样出问题的还包括工部尚书谢启光和礼部尚书李若琳。《清世祖实录》还记载了在这一天，有很多人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在这一年，顺治皇帝福临才14岁，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当然，这是个出手迅猛的少年，也是个有自己主张的少年。

　　四天之后，人们发现，官场新格局形成了。戊辰日，顺治任命大学士洪承畴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张凤翔为工部尚书。这是一项耐人寻味的任命。

　　因为洪承畴、张风翔都是明末崇祯朝的重臣，陈之遴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也是崇祯朝的官员。顺治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在某个层面上说，体现了他的狠劲。

　　顺治的狠是“阴狠”，他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年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多尔衮猝死，可他的势力并没有猝死。追随多尔衮的强权人物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不认为顺治有翻天的可能。对顺治来说，力量依旧是不对等的。

　　多尔衮死后八天，遗体被运回京城。顺治带领文武百官一身孝服，在东直门外五里地跪迎。顺治不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还向多尔衮的灵柩行三跪大礼，同时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令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心下大安，觉得大清的天还是多尔衮的天。

　　人走了，茶没凉，他们的前途还在。当然，为了把功课做扎实，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逼着顺治做了两件事。第一，以皇帝的规格安葬多尔衮;第二，追授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顺治不仅照单全收，做了这两件事，他甚至还追封多尔衮的元妃为“义皇后”，将夫妇一同升衬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这一切让罗什们感觉这个小皇帝不是一般的乖，那是相当的乖。

　　但是有人开始行动了——济尔哈朗自小就生活在努尔哈赤的宫中，由努尔哈赤加以抚养，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战功受封为和硕郑亲王，世袭罔替，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济尔哈朗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关系很好，尤其与皇太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皇太极死后留下了权力真空，豪格和多尔衮开始争夺帝位，济尔哈朗就采取折中的办法，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并由他和多尔衮辅政。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济尔哈朗是很压抑的。很明显，多尔衮并没有给他多少辅政的机会——他被边缘化了。因此，多尔衮一死，济尔哈朗就立马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行动。先是拿回传国玉玺，交到看上去一脸无辜的顺治手中，紧接着他对多尔衮反攻倒算，揭发多尔衮当政时，对待他的政敌豪格极为不公，并于顺治五年将其迫害致死——做人，不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应该说，济尔哈朗的行动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当年帝位之争时，反对过多尔衮的两黄旗大臣被打击报复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积怨终于在压抑多年后爆发了。这些重新扬眉吐气的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纷纷开始摆事实讲道理，揭发多尔衮意图篡位夺权的险恶用心。

　　顺治八年二月，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毫无疑问，这是多尔衮图谋不轨的铁证。虽然此人生前已经做到皇父摄政王的位上，但摄政王毕竟不是皇帝，于是诸王大臣开始群起而攻之，称多尔衮狼子野心，实不可赦。

　　于是，一脸无辜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入口入官。此后不久，又下令平毁多尔衮陵墓，并鞭尸示众。这个举动听上去很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年轻的顺治以他的暴力行动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作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狠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斗争中，也体现在军事行动上。那是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八，一个天大的考验落在了顺治头上。这一天，顺治帝得到一个消息：郑成功进兵江南，清军官兵屡战屡败，很有顶不住的意思。

　　此前郑成功从海上登陆后，率大军包围江宁，杭州、九江的大清守军摇摆不定，欲战还降。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被郑军占领，郑成功如若成功，大清半壁江山很有可能会易主。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顺治拔出了他的佩剑，将御座劈成了碎块，并下令亲征。如此狠劲，如此豪情，当不亚于他的儿子康熙后来的所作所为。虽然顺治最终没能亲自出征，但他接下来的运筹帷幄却充分表明了他拥有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心理素质。

　　他一方面任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率兵增援江南，另一方面则命户部尚书车克亲往江南催钱催粮，督造战船，以求在军事力量上可以压倒郑成功。与此同时，顺治还在兵部开展了整风运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针对礼科给事中杨雍建提出的军事官僚主义作风问题，顺治猛出重拳，在九月初四这一天下达文件，将兵部尚书梁清标连降三级，罚银100两，兵部侍郎额色黑、刘达、李裳馥三人则降两级，罚银70两。一时间全军震动，人人自危——部队的战斗力在顺治杀鸡给猴看的狠劲与邪劲中突然提高了。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军事才华突然超水平发挥，他在与郑成功的对峙中以缓兵之计完胜对方，令郑成功逃往海上，那些被郑军占领的州县又重新回到大清手中。

　　顺治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第一次以勇气作底，将智谋打包，出演了一场力挽狂澜的青春激情戏。当然他的狠劲并没有止步于此。

　　江宁战后，顺治秋后算账，对江南各府州县那些迎降郑成功的变节官员，痛下杀手，一时间，数万人被诛杀，涉案人的妻子和儿女则流放到塞外做苦役，顺治这一手，真可谓心狠手辣。

　　文明

　　在满汉文明的夹缝中，那个叫福临的人见到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在武英殿举行过登极大典的李自成带着一颗惆怅的心离开了这座他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北京。他的身后，踌躇满志的多尔衮杀将了进来。

　　多尔衮相信，他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年方七岁的顺治帝福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被带到北京的。他站在了这座城市里，站在了皇宫面前。毫无疑问，他被震撼了。紫禁城以它的威严和宏伟传达了汉文化的先进和傲慢。

　　不错，它最精华的部分皇极殿在战火中是被焚毁了，可这座皇宫的气质还在。顺治帝福临置身其间，先在行殿换上了皇帝礼服，然后由百官做先导，从永定门经正阳门、大明门、承天门进入皇宫武英殿，正式举行登极大典。

　　应该说这是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此后的差不多270年时间里，这样的仪式重复了十多次。必须说明一点，这是个山寨版的登极大典，是由原崇祯朝的礼部官员仿照明代皇帝登极礼而制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大清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大明，可在文化层面上，它却不可能征服。

　　作为游牧民族，大清国连皇帝的称谓都没有，何来登极大典之类的礼仪呢?所以在文明的交锋中，汉文化毫无疑问显示了它的锋利和有容乃大。

　　当然，年方七岁的顺治帝福临不可能明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他甚至不识字。于是接下来，问题出现了，皇帝要启蒙，要读书写字，是学满文好还是学汉文好呢?

　　多尔衮对这个问题显得漫不经心。他真实的想法也许是不学为好——作为一个利益冲突者，多尔衮显然不愿意这个小皇帝有所作为。但其实他自己已经被高度汉化了——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颠覆或者说覆盖，有时是不由分说的。

　　在进京第六天时，多尔衮就作出了这样一个指示：“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仅如此，多尔衮还对汉族人才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意思。他接下来的一道命令是这样的：“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一时间，很多摇摆不定的旧明官员选择了为新王朝服务。

　　多尔衮的政府继续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职官和施政措施及施政理念，他甚至允许官员穿戴明朝服饰。汉文化、汉人思维在大清王朝不仅继续存在，还得以发扬光大了。在这一点上，多尔衮显然没有成见。

　　可唯独对顺治帝福临，多尔衮不愿意汉化他。尽管时任大学士的冯铨、洪承畴以及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汉满官员都几次建议多尔衮要及早为福临请帝师，特别是汉文老师，但多尔衮却置之不理。

　　汉文明对福临来说是被人为地屏蔽了，以至于他14岁亲政后，竟然看不懂大臣们上的汉文奏章。由此，顺治皇帝福临产生了一种焦虑——这是文化的焦虑，也是文明阻隔所带来的焦虑。在满汉文明的夹缝中，这个叫福临的少年找不到出口，更看不到那一片奇异的风景。

　　至此，学习就成了顺治帝福临抵达汉文明的原动力。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少年皇帝福临成了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他通读了《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汉文化的经典着作，并渐渐有了汉人思维。

　　比如有一次他看《明孝宗实录》，就学以致用，召用了尚书梁清标等人进宫做自己的政治顾问。当然，party也是经常举办的，顺治帝福临的party是个读书会，他不定期地将学士翰林们邀集到一起，谈古论今，讲古今帝王治世之方、修身之道。

　　如此一来，顺治的行政文明很快就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一个人的进步很多时候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整个国家要与时俱进。顺治皇帝明白，制度比人更重要。在对汉文明的吸纳过程中，顺治发现科举制真是个好东西。天下人才，尽在一张纸中。

　　由此，在顺治朝，翰林院中有许多新进之士都是他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此外，顺治十七年，顺治还将翻译成满文的《三国志》分发给满族高级干部们阅读，以从中汲取汉文明的智慧。

　　但事实上，顺治对满文也没有偏废。两种文明的融合于他而言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初八，顺治在宫中亲自主持考试，考核那些学习满文的翰林官员。这是一次有趣的考试，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心情不是太好。

　　比如白乃贞，这个翰林官员因为记性不好，以前已经学会的满文此番又记不起来了。他所得到的惩罚是停发工资，再学三年。但他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有两人：李昌垣和郭禁。这两个翰林官员大概是得了满文恐惧症，将所习满文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得了个零分。

　　顺治给他们的惩罚是降三级调外用，罚俸一年。顺治在考试后还发表了重要讲话，谆谆教导各位翰林官要“兼习满汉文字，以俟将来大用，期待甚殷……俱当精勤策励，无负朕倦倦作养，谆谆教诲之意”。

　　在这一年里，顺治还作出了一个重大调整：统一满汉文武官员的年薪。在此之前，同品级的满汉官员年薪并不一致，满族官员的要来得高。顺治此举可以说是在经济行为上向汉文明致敬。尊重，有时是要物化和量化的。

　　文明无极限，在向汉文明致敬之后，顺治又向西洋文明表达了善意，他对西洋文明的致敬在汤若望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称呼这个有些年长的“中国通”为“玛法”，这是爷爷的意思。与此同时，顺治对天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关心日食和月食的形成，对慧星和流星的关系刨根问底，甚至天文望远镜都成了他的新玩具。所有这些学问，是满汉文明里都不曾有的。

　　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由此成了汤若望的“粉丝”，对其佩服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他特许汤若望可以随时出入宫禁，想见他就见他，甭废什么话，也甭行什么礼，因为他自己就时刻想跟这个似乎无所不知的人呆在一起。

　　在顺治十四年以前，顺治一度想加入天主教，只是身为一个皇帝，不可能做到如此决绝，最后只得作罢。终汤若望一生，顺治对他一直恩崇有加。顺治十一年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顺治十五年正月，封汤若望为光禄大夫，并恩赏其祖宗三代为一品封典。

　　当然，顺治对汤若望的器重远不止这些。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顺治临死前，还把已经年迈的汤若望叫到跟前，聆听他关于立储的意见，并最终采纳了其建议，立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

　　从世俗的层面上看，似乎很难解释顺治为何对汤若望如此恩崇有加，也许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致敬才可以勉强说得通吧。两个年龄悬殊、阅历文化都不相同的人最后走得如此亲密，成了忘年交，似乎只能说明文明的融合在这个世间还是有迹可循的。

　　冲突

　　有融合必有冲突，这是文明的常态。但是谁都想不到，这一回的冲突竟然发生在顺治和他的母亲孝庄太后之间。当顺治在汉文明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孝庄却“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满汉文明的消长在孝庄眼里是关系王朝命运的大事，马虎不得。

　　事实上不止孝庄一人有此看法，包括两黄旗在内的满洲贵族也多持此见——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文化上却弃械投降?没门!于是要汉人剃发易服;于是对顺治的全盘汉化不以为然。

　　由此文明的冲突开始以一种政治冲突的常态持续了下来，顺治终其一生，只能在这种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郁郁而终，付出了情感和生命的代价。

　　公正地说，孝庄也是有文化的人。孝庄出身于蒙古贵族家庭，“嗜古好学”，当然学的都是蒙学。没有证据表明她学错了或者学得不好。恰恰相反，孝庄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子，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母亲。在用蒙族礼仪教育孩子方面，她的成绩堪称优秀。

　　《清世祖实录》里记载了顺治登极之日发生的四件事：一是一个侍臣拿了一件红里的貂皮披风给他，顺治拒绝，因为他认为皇帝应穿黄里的;二是奶娘见他还小，想跟他同乘一辇进宫，以便照顾，顺治不许;

　　三是在御座上顺治问侍臣：登极时诸伯叔兄长向他行礼时自己要不要还礼，四是退朝时让年龄最大的代善伯伯先走。此四件事单看没什么，联系起来看，只能说明一点：孝庄教子有方，他们的亲情关系是和谐、富有成效的。

　　可正因为这样，亲情关系里一旦渗入了政治(权力)冲突的因素后，失落感才尤显痛苦和惨烈。第一次冲突来自于达赖五世进京觐见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这是顺治九年发生的事情。达赖五世提出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城或代噶地方觐见，希望顺治皇帝能亲往迎接。

　　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喇嘛教的尊重问题，孝庄以及索尼、鳌拜等人认为满藏一家，顺治应亲往迎接，表达其尊重之意。可汉臣们却认为“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应该屈尊亲往。顺治置身其间，左右为难。

　　最后让他作出拒绝亲往决定的是钦天监向他报告天象有异常，顺治便以天意不可违为由，没有亲自前去边地迎接达赖五世，而是另派特使前往。由此，他跟母亲孝庄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化了。

　　在孝庄看来，顺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洪承畴等汉臣，这些汉人在左右着年轻的皇帝全面汉化——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和信号。这个王朝到底是谁的?扛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孝庄认为她应该有所作为了。突破口首先在儿子的婚姻上。

　　孝庄以为，婚姻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权力的外化。她从蒙古的博尔济吉特氏为顺治选了两位皇后，一个是她的侄女，另一个也是差不多的远房亲戚。但是顺治作出了反抗，他将那个可怜的侄女废为静妃。与此同时，他又自由恋爱，看上了正白旗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皇权斗争进一步激化了。

　　当然平衡依旧存在。忠于孝庄的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成为顺治放开手脚施政的绊脚石，也是加剧满汉冲突的重要因素。文明的冲突，最终以权力冲突的形式赤裸裸地体现出来了。顺治十年六月，顺治帝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决策：仿效明制，在内务府外，另设宦官衙门，简称十三衙门。

　　应该说，设立十三衙门是加强皇权之举，也是分权之举——分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等人的权，此举最终的目的是打击孝庄的权威。但是让孝庄伤心的并不仅仅是十三衙门的设立，而是顺治在新衙门中重用汉官，并形成自己的小团体——权力的冲突背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冲突，母子的歧见最终上升到文化层面，这是一个难解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