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李世民多次亲临魏府看他，给他送药，并将公主许给魏征的儿子。

　　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死后李世民罢朝五天致哀，诏以一品官的礼节送葬，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碑石上。这种荣耀，前所未有，貌似一代君臣之间的知音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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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半年，太子李承乾谋反。魏征是太子李承乾的老师，虽然已经去世，也有失教之嫌。更要命的是，魏征生前曾经极力举荐的两个具备宰相之才的人，吏部尚书侯君集、中书侍郎杜正伦都牵涉了进来，杜正伦因为获罪被免官，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

　　李世民非常生气，认为魏征说他们有宰相之才是在误导自己，说白了这是和奸人串通在一起害他，于是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交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更加气愤，久久不能释怀。

　　于是李世民自践天子金口玉言的名声，解除了公主与魏征之子的婚约。还不解气，竟气冲冲地来到魏征的墓地，推倒了亲手为魏征写的墓碑。

　　李世民和魏征这对在后人看来是明君与贤臣的楷模，为什么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难道仅仅是上面两件事情的叠加?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其实李世民和魏征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密切。虽然后来魏征因为善于进谏看上去日益得势、受宠，但他与李世民之间决非是好友关系，更谈不上有什么战友情谊。他们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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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一点，那就是，他们俩曾经是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而玄武门政变后，是魏征免死重用事件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血迹，澄清了李世民逼父让位、杀死兄弟、侄子、纳室弟媳的诸种污名。李世民通过对魏征的重用不杀和纳谏晋职，在向世人证明自己具有宽容之心，是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实在是自己这二位兄弟做事太绝，天谴当死。

　　反过来，又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征的地位和声望，澄清了魏征先后事奉多个主子不是忠贞之臣的污名。魏征通过对李世民貌似死谏的做法在向世人证明，不是我魏征反复无常事奉多主，实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庸不听我的忠言而已。李世民与魏征，一对相互利用的政客，一对假人而已。

　　而在魏征的貌似死谏中，有时也确曾忘了自己的过往，毫无顾忌地进谏、批评和干预，时间久了，明智如李世民也不能不起逆反心理。尽管魏征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说得过多也会让人产生反感，特别是使皇帝不能尽情享受皇家的特权及愉悦，让本性不羁的李世民积怨已久。

　　对于魏征的许多谏言、谏条，李世民并非发自内心喜好和接受，可他为什么基本接受呢，这不能不说是李世民的一种政治姿态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对魏征的容纳来衬托自己的开明并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

　　李世民也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欢魏征，他对魏征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李世民忍到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查资料编史书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净。实际上，这点从他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不再理会魏征就可以看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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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为了使自己有好的口碑与形象，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征的进谏。以至于李世民多次忍无可忍，曾经在长孙皇后面前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

　　后来李世民东征高丽失利，据说想起了魏征，后悔莫及地说：“如果魏征还在的话，我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立刻重加赏赐，抚慰魏征家人，并派人去祭奠魏征，重新将魏征的碑立好。

　　通过对李世民为魏征重修墓碑，可以看出，李世民为自己和魏征二人的政敌君臣关系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也成为李世民最后一次从对方身上博取青名、澄清自身污名的行为。再返回去看，李世民砸毁魏征的墓碑，才是真正表达了他曾经深藏不露的真性情。理由呢，假人作多了你烦不烦?